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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建民营托育园,民营托育机构如何与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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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9 22:4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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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多个社区接二连三地发布了普惠性托育机构运营委托权的招标文件,引起了业内关注:

▌项目一


名称:福海街道普惠性托育机构运营项目。

内容:为福海街道普惠性托育机构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地点:福海街道塘尾社区宝安大道凤塘大道交汇处西侧华强城市花园(一期)B区3栋AB座商业01层103、104号房,总面积约516.36平方米(以实际场地使用面积为准)。

▌项目二


名称:松岗街道普惠性托育机构运营项目

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区政府部署的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任务,通过招标,建设1家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

地点:松岗街道东方大道36号松岗体育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部分用房改造,建筑面积约590平方米。

▌项目三


名称:石岩街道普惠性托育机构运营权项目

内容:深圳市锦泓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受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委托,对石岩街道普惠性托育机构运营权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地点:石岩街道横坑工业大道2号嘉信云峰公馆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具体面积以实际场地为准)。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招标文件的具体内容:

首先,此类文件规定了受托运营机构的服务对象区域范围以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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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比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备案和挂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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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收费不得超过当地的普惠最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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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细节的评标标准还包括:运营方案、团队配置、餐食设置,教学体系、财务情况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附上松岗街道招标文件中的完整评标表,供大家参考)

▌评价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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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政府委托项目的基本合作逻辑就是:地方政府(街道办)委托社会机构来运营社区内的普惠性托育园。政府主要支持园所活动、场地等筹建工作,提供基本的办园条件。机构除了要负责园所的运营管理工作以外,还需承担部分用于购置与办园规模相匹配的教学、生活设备,包括教学玩具、桌椅、床具、厨具等设备的费用。

但是,也有特殊情况,部分项目的运营方需承担一定的前期投入费用。

还是以松岗街道的招标文件为例,其中就特别写明了,运营方要负责装修改造,同时前期投入金额不达标的甚至会被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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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文件要求上来看,此类项目确实存在一定的门槛。但是从机构的长远发展来说,政府的支持让成本的大头得到解决,风险也降低许多,众多机构争先恐后也是情理之中。就目前观察,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低收费、高质量、长续航的托育模式正在悄然崛起。

我们可以称这种模式为“政府委托园”,或者“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更通俗点来说,也有人把它叫作”社区托管点”。国家发改委在《“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中也有提到:

支持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鼓励采取公建民营、购买服务;鼓励培育运营能力强的服务机构;鼓励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

关于公建民营的基本概念就不在此赘述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也可参考《托育研究员》之前发布的一篇文章《用脚步丈量中国托育之公建民营的价值》

本期深洞察,我们决定换位思考,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公建民营的实现价值。《托育研究员》也邀请到贝思优创始人章苗苗、蜗贝家创始人曾春来分享他们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的一些确幸,目的也是希望架起机构与政府之间的话语桥梁,共同为托育事业贡献己力。

▌贝思优


贝思优是爱绿教育集团旗下的托育品牌,创建于2017年,目前品牌下属共有30余所直营托育园。贝思优深耕0-3托育服务品质,承办上海、温州、武汉等多个城市试点示范托育园10多所,是业内极具专业口碑的持证合法化托育园。贝思优坚持多模式化发展,与国际合作,与政府合作,与企业合作。托育园包含市场化托育园模式、企业单位托育园模式、事业单位托育园模式、街道社区托育园模式、托幼一体化模式等。旗下上海黄浦五里桥社区托育园曾被上海市实事项目小组评为“2017年最美托育园”,杨浦区爱曦幼托育园,长宁区晨幼托育园被评为“上海市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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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国家卫健委于学军部长参观考察贝思优五里桥社区托育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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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国家卫健委于学军部长参观考察贝思优五里桥社区托育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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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及一行20余人调研贝思优五里桥社区托育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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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及一行20余人调研贝思优五里桥社区托育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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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一行现场走访瓯海区贝优托育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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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一行现场走访瓯海区贝优托育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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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一行现场走访瓯海区贝优托育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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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中国商飞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风一行对即将开园的大飞机紫月湾托育园进行调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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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中国商飞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风一行对即将开园的大飞机紫月湾托育园进行调研-2

▌蜗贝家


蜗贝家诞生于科教之城合肥,与美国ZERO TO THREE早期教育协会、中科大少年班教授团队建立了多个合作研究项目,共同推进中国社区型普惠托育、中国早期教育大数据的研究与发展,搭建适合中国宝宝的保育、保健、教育体系,并深入“AI+托育”的理念,进一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物联网应用于行业监管与考核、园区管理与招生、教工长大与评估、婴幼儿照护的规范化与科学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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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级巡视员闫宏一行到访蜀山区井岗镇蜗贝家托育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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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级巡视员闫宏一行到访蜀山区井岗镇蜗贝家托育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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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级巡视员闫宏一行到访蜀山区井岗镇蜗贝家托育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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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级巡视员闫宏一行到访蜀山区井岗镇蜗贝家托育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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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一级巡视员闫宏一行到访蜀山区井岗镇蜗贝家托育园-5

“现在说成功的模式还为时尚早,只能边走边看,稳重求胜(生)!”—章苗苗

“不要只觉得自己只是做托育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更多?所以更多人才会需要我们。”—曾春

这是我们在探讨公建民营话题的过程中,两位老师让我印象最深的两句话。贝思优和蜗贝家,两家作为在公建民营模式中颇有建树的托育品牌,其创始人自信而不自恃的从业心态可见一斑。

以下是访谈详细内容

▌像业主


虽说名义上是委托,但从契约关系上看,政府就类似于园所的房东,而且是一位常年免租,帮装修,甚至还要时刻替你操心漏水隐患、稳定运营、邻里关系的房东。这些可能在许多人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背后的心酸却鲜有人知。贝思优创始人章苗苗回忆起之前开园的一些坎坷经历:

“比直接给场地更难的是协调场地” 贝思优其中一家社区园就是由老人休闲区域改造的,园区紧邻着居民楼,建设过程中社区一些居民一开始并不支持托育园的入驻,幸亏相关部门从中协调,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园所才得以顺利落地。

前几日,各地机构因未备案而被处罚的新闻此起彼伏,很多人对政府将备案列为硬性要求略感无助,因为备案意味着成本会进一步提高。但是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比政府更希望机构都能顺利备案。“为了让我们能顺利备案,当地教委(上海托育服务由教委管辖)也不遗余力地为我们调配资源,甚至还将一间商铺征用,免费给我们用作厨房。”苗苗老师称。这间商铺我在拜访贝思优时也有目睹,它夹在一排生意兴隆的早餐铺中格外显眼,可见,托育服务事业在民生缓急次序中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它是趋势,更是决心,当政府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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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贝思优长宁区晨幼托育园被评为“上海市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示范点”

▌像父母


在琐碎关怀上,地方政府像是辛慈的母亲,爱鼓励也爱唠叨。蜗贝家创始人曾春老师就深有体会。虽然各地有关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奖补措施相继出台,但是因为要求和流程各异,依旧有很多机构不知道从何入手。曾春老师向我们反映,目前蜗贝家已有两家园所拿到了中央下拨的1万元/托位的补贴,信息化补贴也已经在审批当中。在没有拿到这些补贴之前,当地卫健委领导就早早开启了定期提醒加催促模式,不仅告诉他们哪些补贴可以申请,还指导他们不断熟悉要求,争取拿到更多的补贴,生怕他们错过。她还说,疫情期间,托育机构难上加难,卫健委给园所定期提供防疫物资,在不能开展户外亲子活动的时候主动帮忙宣传,为他们引来了许多线上课的听众,帮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也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疫情期间付满老师们的基本薪资,留住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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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蜗贝家托育园

对于各项工作的监督,政府也像个严格的父亲。在挑选园所的过程中,政府是冷静公平的。上海是最早开始试点公建民营的城市,所以贝思优在整个过程中也是辗转多轮,披荆斩棘。而让贝思优真正开始与政府项目有交集的,是2017年上海市妇联发布的一则投标信息。那次招标最初只是以白名单的形式先筛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机构,之后再进行比选。“所谓比选,其实考验的不仅是资质,更重要的是专业性、规范性。” 从各类上报的文件、会议记录,项目的设计规划,各类会议的进度汇报等等,无一不是考验机构的内功。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按时、高效地汇报,对政府来说就是最积极的回应

其次,政府希望能在这件事情上体现自己的担当,从而呼吁更多社会力量放心投身。为园所命名就是政府对品牌加持的体现之一。“几乎所有由贝思优承办的政府委托园都是由相关部门负责命名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命名会让品牌丢失自己的特色,但实则不然。政府的命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自己工作的交代,对园所而言,也承载着信任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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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贝思优托育园

▌是公仆


曾春老师在采访过程中特意点名感谢蜀山卫健委领导,“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自己只是机构的服务员,应该怀谦卑心态向好的机构学习取经。” 不难看出,政府和机构的关系其实还是很微妙的,双方的角色也在潜移默化地转变,机构不是单纯的索取,有时候甚至要为政府做出表率,这也是蜗贝家最终能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底层基础。因为政府的管理职能决定了他们需要的服务商也是需要具备管理能力的,蜗贝家就是依靠大数据平台和完善的园所管理体系,以共享托育为核心,给整个行业带去资源。这也让当地政府看到了托育未来更多的可能性,说白了,政府真正需要的是行业里能起到带头作用的一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地政府都在评选示范机构,希望扶持当地的优秀品牌,通过“1+N”(一个示范机构+N个社区机构)的模式完成托育普及化,这样政府在布局上也可以更高效和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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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蜗贝家托育园的户外场地

▌给政府的一些建议


“普惠且优质”需要合理的定价方式

苗苗老师提出,政府在设置采购标准的时候不该将大家引入低价怪圈,以人为本的事业,有时候并不是成本越低就越好。因为规范的园所一定是人员、设施完备的,光这一点就不允许也不可能去压缩成本。贝思优政府委托园的人员成本就基本占到了70%,因为老师是一个好的机构最重要的支点。所以政府在评判的过程中,可以倾听多方专家意见,保量的同时也要保质。普惠的定价也是同理,实惠没有错,但是价格最好要有浮动的空间,或者说有一个科学的测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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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贝思优托育园

运营方参与需前置

苗苗老师还提议,机构作为运营方,政府应该更早地让他们参与到前期的筹建工作,避免信息与要求的不对称。机构有经验、政府有资源,谁指导、谁执行的分工应该更明确。一般来说,从确认场地到园所最终开园会耗时1-2年,如果这中间出了一点问题,比如装修不符合要求,就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发现问题越早,纠错的成本就越低。

灵活帮持

蜗贝家目前的政府委托园,每一所的经营形态都是不相同的,有的是提供场地不装修,有的是装修不免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曾春老师认为,灵活的服务关系反而能让需求更精准地对接,因为每家机构有自己的特长与短板;每个地区的开园条件也不同;管理部门还要权衡多方利益,所以政府要深度了解机构需求,该出手时就出手,且大方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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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蜗贝家托育园

落实大家关心的

曾春老师补充道,蜗贝家在公建民营的道路上充其量算是地方上的先行者,所以也希望能为更多后来者或初入者发一发声。她希望政府能进一步帮助协调各主管部门,让备案办证更便捷、让房屋使用性质更合规、让奖补落地更高效。毕竟这些是大家真正在意的事。

托育作为一项民生实事工程,事关千家万户的福祉。所以它必须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让消费者受益,让服务者愿意。据了解,现在很多托育机构在为这类委托项目能否生存的问题持续踌躇着。客观地来说,政府以普惠价为线,本身就不是为了让机构营利,“营利”和“盈利”还是有差别的。它是一个能够让机构实现“温饱”的安全区间,测算上也是极其严谨的。所以,如果想承接此类政府合作项目,机构自身就需要掂量好自己的能力,做好觉悟。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各自的难关需要攻克。

▌结语:


最近,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公建民营的种子在各地发芽,上海、合肥、宁波、温州....

对政府来说,机构成为他们完善托育服务建设的重要援手;机构有了政府的帮助,也少了许多后顾之忧,能更专注于教学和人员培养;家长也能从中受益,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最到位的服务。这会是一个“三赢”的局面。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政府和机构能大手拉小手,一条心,行业内的朋友们能肩并肩脚踏地,共同去完成托育这件难而正确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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